《钟九闹漕》
近代汉族民间叙事诗。又名《抗粮传》。19世纪中叶产生并流传在湖北崇阳一带。孙敬文等整理，于1957年出版。
诗篇写清朝钟九（人杰）领导农民起义抗粮的故事。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记载：“一八四一年，湖北崇阳人钟人杰聚众数千人起义，自号钟勤王，并竖都督大元帅红旗，次年战败被杀。”叙事诗以这一历史事件为题材，塑造了钟九这一农民领袖形象。
叙事诗通过当时崇阳县衙“粮房”借乡民“完国课”之机，贪得无厌、0的典型事例，揭露了清王朝的政治1。“粮房”横行，民不聊生。金太和、钟人杰等领头向官府告状，遭到失败，又告到武昌，总督令抚院审理此案，并治“粮房”贪赃之罪。然而，封建社会官官相护,重立的“粮房”,更加严酷地压榨百姓。钟人杰聚众两次砸“粮房”，领导起义。起义队伍占领了崇阳县城，斩了县官。诗篇写起义胜利的情景，气势宏伟，振奋人心。
叙事诗中钟九的形象，具有典型意义。他急公好义，智勇双全，纪律严明，威震四方。钟九反的是“1污吏”，但相信好皇帝。钟九为了不让崇阳人民遭受血洗之难，“自坐囚笼去面圣”，1将钟九半路暗杀。
钟九起义失败，但他舍己为人的大公无私精神，在崇阳一带一直鼓舞着农民1清王朝黑暗势力的斗志。
《钟九闹漕》，以口头和手抄本两种方式在民间流传。诗长约1500余行，全部用五句头山歌形式，以七言五句为一诗段，前四句对称，第五句是第四句的引伸和深化。音律上常与第四句尾音叶韵。是典型的五句头山歌形式的叙事诗。
汉族地区口头流传的叙事诗较为罕见，钟九闹漕被认为是近代汉族民间叙事诗的代表作之一。
发生在清朝道光年间的“钟九闹漕”，是崇阳农民为反抗封建王朝的剥削和压迫而发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载入了《清史稿》、《清实录》和《中国近代史》。这场起义虽然很快失败，但对清庭震撼极大，影响深远。
崇阳民间诗人陈瑞兆创作的《钟九闹漕》长篇叙事诗，帮我们较完整地记录下来了这一伟大事件。陈瑞兆生于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钟九闹漕”发生时，是二十几岁的年青人，他是这一事件的见证者，他的《钟九闹漕》诗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但就陈瑞兆个人而言，创作《钟九闹漕》诗也面临素材的局限性。一件大事的发生，往往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和过程——其他的史实材料，分别载在另外一些书籍中。如果将《钟九闹漕》叙事诗与其他的史实材料相印证、相结合，则可以更详细地还原起义的整个过程。趁这件事距今还不满两百年，寻找其他历史资料还不算特别困难，现在就把整个事件完整、详细地用文字还原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觉得有点意义。 清朝，“国课”成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最主要、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国课”是指纳税户（俗称花户）必须按期、按量向政府缴纳的粮米和钱币。清初大才子金圣叹曾因发动苏州士绅“抗粮哭庙”，导致凌迟者28人，斩首者89人，成为震惊中外的历史惨案。全国各地因“国课”引起的案件此起彼伏，不胜枚举。
崇阳“钟九闹漕”起义，只是众多案件之一，但影响最大。起义原因，并非是善良的农民不缴纳“国课”（反而认为缴纳合法的“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而是反抗寄生在“国课”上的一班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而增加的不合理负担。这班贪官污吏借助手中权力和朝庭钢刀，结成利益集团，对花户百般盘剥，中饱私囊。他们是如何剥削花户的呢？且看《钟九闹漕》诗：“提起国课好伤心，官吏依势压乡民。饷逢毫厘一分算，米上几合要一升。算盘珠子打死人。”“听他算来任他言，格外还要烟酒钱。见十加一还嫌少，斛平斗满还要添。千刁万恶诈银钱。”“左一抢来右一拖，担米抢去半箩多。”“崇阳册载几千米，一年收纳两万多。”据陈辉《钟人杰起义史实考》查证，崇阳、通城两县合计规定漕额是五千九百八十四石米。粮房通过各种手段，每年要从花户身上多诈收数倍的漕米。多收去的漕米哪里去了呢？《钟九闹漕》诗给的答案是：“粮房柜上一窝蜂，全靠花户米来供。”实际上，粮房胥吏是绝无胆子独吞此笔不义之财的。崇阳知县每年要从“漕粮”和“漕银”中挤出上万两银子送给各级官员，谓之“漕馆”——知府与督粮道每人数百两，其他官员视其权力大小，每人数两至一百两不等，各衙门的书吏也有油水，由于人数众多，没有上万两银子是打点不过来的。这是清朝官府黑幕后的惯例，全国各地皆然，而“崇阳最甚。”这些银子都靠基层胥吏刻剥花户而得来。道光年间，崇阳连遇自然灾害，农民歉收。清同治五年《崇阳县志》卷十二《灾祥》记载：“道光十四年甲午，夏四月大风拔木。十五年乙未，旱，飞蝗入境。”知县王观潮作《捕蝗记》云：“旱余之稼，所存无多，尚不致尽饱蝗腹。”农民收成锐减，不见清庭救灾，而“全靠花户米来供”的那些粮房胥吏们照剥不误，“尚不致尽饱蝗腹”的一点粮食尽被“蛀虫”刮去饱了私腹。
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年）腊月，崇阳县南部山区叫泉坑（今属港口乡）的地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担着大米，冒着凛洌寒风，走三十多公里山路到县城来完“国课”。粮房前，各地来的花户因不忍盘剥，与胥吏吵得不可开交。胥吏们对老实巴交的花户拳打脚踢。金太和见状怒火中烧，痛斥胥吏无良。骄横成性的胥吏哪里忍得了一个老者替别人强出头，转身与金太和斗骂推搡起来，以“妨碍公务”为由将金太和扭送至县衙受审。时任崇阳知县为王观潮。王观潮，字海楼，河南新郑人，举人，由雎州学正保举知县，道光甲午年（1834年）始知崇阳。（见同治五年《崇阳县志》之《王观潮传》和王观潮所作《捕蝗记》）。王观潮年纪老迈，善写文章，观其《捕蝗记》，知其亦有悯农思想，并非恶吏。但在对待金太和与粮吏争斗一事上，自私使他站在了正义的对立面。他为了调动粮吏的“工作积极性”，早日完成上级安排的“国课”任务，他庇护粮吏。《钟九闹漕》唱王县主“年迈七十耳又聋，独听衙门口边风。”“太爷开言怒不消，并不从头问根由。责打太和四十板，今日打你这一遭，以免下次闹仓廒。”金太和的家后面有一座岩石祼露、高耸入云的大山，名叫北山。金太和的性格就像北山，铁骨铮铮。王观潮不分青红皂白，将自己毒打，使他愤怒不已。当场誓言要告倒这班污吏，还崇阳花户一个公道。金太和的妻子彭氏，是个典型的农家妇女，听金太和说要以民告官，惊悚不已，举尽例子劝金太和取消告状念头，说从古至今没有以民告官能得到好下场的。《钟九闹漕》里的彭氏“十劝”，句句催人泪下。但金太和是个血性男人，宁可站着生，不可屈着死，就算头颅带血抛上北山岩，他也不管了。金太和的侄子金瑞生，同叔父一样刚烈如火。叔侄俩一商量，决定先取得全县所有花户的支持，并找花户捐钱，毕竟打官司是要钱的。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上半年，叔侄俩挨家挨户上门找花户说明告状原因，募集告状资金。花户们在房吏们的压迫下，早已怨气冲天，只愁无人出头，听说金太和自愿冒险赴省城告状，没有不拍巴掌支持的。取得了花户的支持，钱也有了，只差一个善写状词的。金瑞生想起了白霓桥人钟人杰。因为前不久，钟人杰代程中和写状词，初审打赢了官司，名气在外。钟人杰，字贵村，幼名九，人呼钟九。白霓桥严垅钟家人。生于嘉庆八年癸亥（1803年）十一月四日。父钟义和，种田为业。祖居地为路口下岩后岔钟家，后迁居白霓桥。钟人杰幼年失怙。母亲蔡氏，以女红供其入学。家境不富裕，有住房三、四间，田地少许，由弟钟十四耕种。为谋生计，又在白霓横截街开设一豆腐作坊。钟人杰曾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以抒胸臆：“东倒西歪几间屋，千锤百炼一个人。”钟人杰屡试科举不售，道光八年（1828年），县教谕王师旦惜钟之才，录为庠生（即秀才），遂以塾师为业。道光十六年（1836年），钟人杰在县城西煤冲教书。煤冲产煤，有个叫程中和的承包商在此采挖煤矿，乡绅指控破坏风水，钟人杰代程作申辨呈词，初审赢了官司。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端午节后，金太和叔侄俩找到钟人杰，说明来意。钟人杰本身极有正义感，豪气干云，有胆有谋，为金太和义举所感动，爽快应呈下来，举笔为刀为金太和写好申诉状。在金太和的倡议下，二人焚香结盟，誓言此生同进退。钟人杰这边却出了事，煤冲程中和案翻盘了。煤冲士绅纠集当地权贵反告，胜诉。钟人杰因之获罪被革去庠生功名，发配到孝感安置。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年）五月二十六日，钟人杰到达孝感，“因在配穷苦。”七月七日，潜回崇阳，改名钟世雄。金太和在省城也不顺利，呈上的状词犹如石沉大海。一日，当街拦住湖广总督周天爵，案件才得以引起重视。就在这时，粮吏余老五等也在积极运作，反告金太和，金太和被收进省城监狱中。金太和被收押半年，案子不审不结，金瑞生无计可施，找钟人杰商量，钟人杰又找来同窗蔡德章（黄沙堡人）、好友汪敦族（小港堡汪一见人，道光十三年庠生，因故被革）同来会商。汪敦族在“闹漕”事件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与进来的原因是，一因与钟人杰关系好，一因他在做“代收代纳国课”生意——如果县衙能取消浮收漕米漕银，他赚到的漕米漕银就多。与汪敦族做这种生意的还有陈宝铭（灌溪堡大集山人，道光十二年武庠，因故被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钟人杰口供称：“有素好的陈宝铭、汪敦族们，因把持钱漕与书差拘讼，我就主使向各堡花户敛收讼费。”在“闹漕”队伍中，成员身份复杂，花户、商人、讼师都有，动因不一，但目标一致，那就是要求县衙取消浮收漕米漕银。四人商量的结果是，继续募集资金告状。秋，金瑞生、蔡德章来到武昌总督府，呈上状词。此案转省衙门审理，九月，主审官审明后，放归金太和。与此案有关的崇阳胥吏主犯金仲华，从犯王士奇、金良义、余老五、邬四、陈绍南、丁炳等，分别受到收监、革职处理。这年，知县王观潮丢下一截愤怒燃烧的火种，屁股一拍，走了。来了新任者，姓蔡。（《钟九闹漕》诗与同治五年《崇阳县志》记载不同。同治五年《崇阳县志》载，折锦元在道光十七年始任崇阳知县，《钟九闹漕》诗载折锦元在道光十九年己亥三月始任崇阳知县，接蔡令。本人认可《钟九闹漕》诗所载）蔡令“为官清正有才能，断事犹如泰山崩。吉星高照良民宅，崇阳百姓普沾恩，好似黑处照明灯。”十月，省府派员来崇阳亲自监督漕粮漕银收购，重新核定了漕粮漕银收购任务。援巡抚伍长华批牍“漕石加征一斗”语制扁送至崇阳。金太和的官司打赢了，怒气消了，快乐过年了。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更大的风暴在来的路上。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三月，蔡令离崇，折锦元接任。折锦元，字舒庵，山西阳曲人。观其在崇阳知县任上的所作所为，是个典型的德、智均不配位的昏官。九月，又到了收购“国课”的季节，折锦元一时找不到熟悉业务的人，将撤职的一班旧吏全部改名换姓恢复原职。这伙人重新得势，报复心理刺激他们变本加厉——“一众粮房出牢笼，回到崇阳又行凶。改个名字居原役，仍然依旧一窝蜂，更比往年不相同。”“重加盘剥黑良心，放虎归山嚼乡民。”他们将伍长华批牍的“漕石加征一斗”的规定丢到一边，重新恢复旧制。这哪里是崇阳花户们能接受得了的呢？金太和又走上了告状之路。他把状词呈给知县折锦元。折锦元比王观潮更不堪，当面撕烂状词，把金太和收监，为防事变，趁夜色将金太和押往武昌。
消息迅速传遍崇阳，整个崇阳县成了一口沸水翻滚的大锅。讲理的路走不通了，花户们决定走不讲理的路，以期引起上层的重视，彻底解决“国课”征收腐败问题。在钟人杰、汪敦族、蔡德章、金瑞生等人邀约下，全县上千名花户涌进县城，从西门打到东门，将粮房打得稀烂。折锦元见祸扯大了，吓得战战兢兢，急忙召唤武庠生陈宝铭带人镇压。陈宝铭与钟人杰私交甚好，且早在做“代收代纳国课”生意，心与花户们在一起。他劝折锦元，“国课”案官司打了几年，去年才定案。今年又去否定去年的结果，明显是粮房理亏，不如顺从民意，落个“好官”名声。折锦元指挥不动陈宝铭，花户们又围住县衙，个个怒目圆睁，似有鱼死网破之意。折锦元夫人见势不同，也从旁规劝。折锦元妥协了，重新拟定章程，加盖县衙朱红大印。“担米只许加一斗，合勺之粮不成升，斛平斗满自公平。”“只许正算扣饷银，毫厘丝忽不成分。两银扣钱二串四，水脚印号是正经，并无外规派钱文。”——通过武斗取得了胜利，花户们高高兴兴回家了。粮房胥吏们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他们不敢遣责折锦元不帮忙“撑腰”，就把所有怨恨集中到金太和、钟人杰、金瑞生、蔡德章、汪敦族几个为头的人身上。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六月，粮房胥吏金仲华和他的伙计听说金太和将无罪释放，心中不甘，决计不让金太和轻易出监。他们想到了一个人——蔡绍勋。蔡绍勋，“钟九闹漕”事件中极不光彩的角色，一念之差，不仅自己人头落地，而且遗臭万年。就是因为蔡绍勋的推波助澜，将整个事件的车轮推向了无法挽回的灾难深渊——数千人因之伏尸沙场。蔡绍勋，既是钟人杰的塾师，又是钟人杰的舅父（可能非嫡亲），素有崇阳“漕师第一笔”之称。他有一姘头，是金仲华的亲妹。刚开始，因与钟人杰的这样一层关系，他一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在金仲华的利诱和金氏枕边风的煽动下，蔡绍勋放弃了中立立场，也放弃了做人良知，拿起笔，成为污吏的捉刀人。为了达到将金太和长久关押的目的，金仲华、蔡绍勋他们诬称金太和是假花户，且为地方恶霸。拟状词称：“单告太和是光棍，田无升合饷无分，假称花户告衙门。又告太和是刁民，能说会道武艺精，常在乡下欺懦弱，一虎三彪父子兵，欺压北山一源人。”诬词虽然简短，却句句置人于死地。此时湖广总督周天爵因犯庇护罪被革职，由裕泰继任。裕泰，满洲镶红旗人，新任总督，正欲树威。按照《大清例律》：“凡实系切己之事，方许陈告。”“州县征派，务须里长率民公同陈告，方准受理”之规定，将金太和继续收监。
道光二十年庚子（1840年）秋冬间，知县折锦元因“愦不治事”被革职，金云门代理知县事。金云门（1794—1853年），字吉予，号菊轩，安徽休宁人，道光十三年进士。金云门处事圆滑，在崇阳了解到真实情况后，采取两不得罪的方法，小心翼翼地维持地方稳定。到了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年）八月，金云门或是预感不妙，推荐师长治为继任，自请他调。九月，师长治到任。师长治，字理斋，韩城人。金云门调离之前，金仲华等人已在寻找一切机会报复钟人杰等。这次，他们把矛头对准了蔡德章。本年正月二十一日，蔡德章因膝下无子，娶一偏房以续嗣。偏房年纪较轻，王士奇、金良义等诬蔡德章拐劫幼女，请蔡绍勋拟状词进行控告。师长治初来乍到，不知内由，审理此案，听信蔡绍勋之词，认为蔡德章伤风败俗，将蔡德章一顿毒打，押入大牢，后解往武昌。钟人杰闻又是蔡绍勋乱拟诬词，陷害无辜，愤怒至极。他明显感觉已到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危险境地。认为摆脱这种困局的惟一手段是，胁迫蔡绍勋不再继续为虎作伥。便与汪族敦、金瑞生等商量，决定擒拿蔡绍勋。而蔡绍勋在金仲华等人的庇护下，躲在县城不出来。于是钟人杰设计以乡间多疾为由，组织乡民玩太平龙灯，内藏器械，混进城内。在捉拿蔡绍勋过程中，又与衙役发生械斗。愤怒的民众拆毁王士奇的房屋，再次捣毁粮房。蔡绍勋趁混乱溜走了。
钟人杰令人将征粮章规刊碑立石，立在县衙门口和东南西北四方城门旁。蔡绍勋、金仲华等人受此惊吓，决计除掉钟人杰，以绝后患。蔡绍勋拟状词：“钟九结盟伙一党，毁街灭市难抵挡，欺凌官长霸崇阳。”上告省府。舅甥二人已是生死之搏了。闻朝庭正在缉捕钟人杰、汪敦族等，金仲华等势益猖，欺压花户更甚。钟人杰等人已全无退路，除非束手就擒——然而他们都是一班血性男儿，岂甘引颈待刎?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既然走法律途径去除不了官场污洉，那就用人血来洗涤吧。钟人杰、汪敦族、陈宝铭等人密约四十八堡，决定举行武装起事，处死蔡绍勋、金仲华等人，逼迫知县师长治承认这次起事的正义性——钟人杰等人非常清楚，以一县之民力根本无法去推翻强大的清庭，所以开始只想处死蔡绍勋、金仲华等，这是他们被逼上绝路，为求得最后一线生机，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十二月初九日夜，钟人杰等在县城南部山区一个叫灵官殿（今属港口乡横岭村，陈辉《钟人杰起义史实考》写为“苏塘灵官庙”）的地方秘密召开会议，布置行动方案。十二月初十日傍晚，陈宝铭、金青茂率三千多人突袭白霓桥蔡绍勋住宅。钟人杰在家等候。蔡绍勋先已得讯，逃至县城。金青茂点火烧毁蔡宅，率众赶往县城追捉蔡绍勋。此时城门已闭，民众在城外挥棍呐喊。师长治站在城墙与民众交涉无果，令紧闭城门。翌日早，义军开始强攻，守兵以矢、石相击。十二日凌晨，义军以民房为掩护，挖掘地道，用棺材填充炸药炸开西城墙，陈宝铭、金青茂率众从城墙缺口攻入城内。清典史王光宇自缢而死。
寻蔡绍勋不见，在关帝庙内牌匾后捉到知县师长治。钟人杰等义军提三点要求，要师长治立即向省府发函说明：一、此次暴乱者为蔡绍勋、金仲华等人，钟人杰率民众入城是为帮助朝庭缉捕造反者；二、金太和为金仲华、蔡绍勋等所诬，应无罪释放；三、今后按伍长华批牍的“漕石加征一斗”的规定合理征收漕粮。此三点要求，对师长治而言，除第一点略显勉强外，另外两点完全可以理解为义军合理诉求。如果师长治基于现实和事实，能够答应义军要求，一场大祸完全可以避免。但历史没有如果。就在义军攻城之日，师长治已安排长子师世杰怀揣印信和义军暴乱报告文书，从北门潜出县城到蒲圻找武昌知府明竣汇报去了（时明俊在蒲圻巡视）。获知此情的义军，知道已经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了。一个叫汪贵仔的民众一刀杀死师长治。事已至此，钟人杰等惟有揭竿而起了。十四日，在南门三角洲摆桌为帅台，钟人杰被拥为“勤王大元帅”，竖“都督大元帅”红旗，陈宝铭、汪敦族为副元帅、金青茂等十三人为千总。处死书吏丁炳等20余人。义军一面开仓赈民，释放囚犯，制造令旗、帅印，打造器械，一面分兵把守各个出县路口。陈宝铭等人被派往四十八堡征集兵丁，很快聚众万余人，“从者佩红巾。”洪下僧人白青自称可“刀枪不入”，投奔义军，成为头目之一。钟人杰以“破通城，有钱粮；破通山，有硝磺；破蒲圻，有战场；破咸宁，下武昌，下到武昌做国王”为口号，号召受压迫的民众一起来推翻腐朽的王朝。
武昌知府明竣得到师世杰送来的报告，慌慌张张跑回武昌向湖广总督裕泰、湖北巡抚赵炳言报信去了。钟人杰得到消息，蔡绍勋已逃往通城，王士奇逃往蒲圻，余老五逃往通山。十二月十七日，派谭九海率三千人攻打通城。通城知县李垒、典史单名扬、外委谢奕武匆忙组织兵丁抵抗，然一触即溃，李垒等怀揣县印四散而逃。义军占领通城后，即开仓放谷，安定民心。在通城乡民的配合下，在一牛栏内捉到蔡绍勋，随即被押回崇阳斩杀。钟人杰任命汪敦族为通城知县，但扶泷为千总。“又著谭六向四乡富民借钱。”就在义军占领通城当日，湖北按察使郭熊飞已率都司玉贵领兵千人，赶到咸宁布防，裕泰“往驻咸宁”督师，命县令王本立招募兵勇，加强城防。道光皇帝得知崇阳事变，一面要求迅速查清原因，一面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围剿。十二月二十三日（壬寅）谕示：“据称该县刁徒钟人杰，前因包庇程中和挖煤图利，拟徒配逃，查拏未获，与民人挟有夙嫌，欲图报复等语。该犯钟人杰以无赖匪徒，何至因有衅端，辄敢聚众入城，抢劫监狱仓库，拒捕捆官？情节殊难凭信。据该县师长治之子禀称，匪徒党羽甚多，恐系蓄谋已久。该县僻处山陬，地面并不辽阔，何以匪徒聚众？该县毫无闻见，其中显有别情。著裕泰、赵炳言，一面派兵缉拏各犯，一面飞咨邻省协力防堵。其为首之犯，务当即速拏获，毋任远扬滋蔓。裕泰现已带兵前往，并有郭熊飞等会同兜拏，著即严切讯究起衅根由，何人为首，是否系地方官激成事端，总须水落石出，分别严办，迅速完结。湖北省城一带，饥民甚多。赵炳言坐镇省垣，必须妥为弹压，不可令其闻风惊疑，或致勾串，傥现获各犯，供出党羽散在各处。亦即密咨分缉，勿留余孽。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见《清实录》卷三百六十四）道光又急令湖南巡抚吴其浚驻扎岳州防守，江西巡抚吴文镕驻扎义宁州（今修水县）防守。调前往天津防英军的陕甘精兵两千人交湖北提督刘允孝统领，急速开赴咸宁，与裕泰汇合。十二月二十七、二十九日，钟人杰令谭九海、刘老五率二千人攻打蒲圻港口、官塘两驿，得马117匹。继而攻汀泗桥，遇湖广总督裕泰领兵前来，三十日除夕夜，义军猛扑守备王荣、把总陈锦两营，双方大战于桥边，清军副将双福率援军及时赶到，义军不利，退守崇阳。道光二十二年壬寅（1842年）正月初一，钟人杰派金瑞生、雷一青、白青等率义军二千余人分两路进攻通山县城。时清廷已调劲旅进驻。义军猛攻县城外围南井湾清军磊营，清军不支，败退犀港桥。双方血战至日暮，清军败退回县城，通山知县率领地方民兵助战，顽固抵抗。翌日，义军再攻，清军副将双福用“连环炮四面施放，直前攻击。”义军不敌，引退。初三日，数百名义军由严家山、界水岭等处绕出，直扑通山县北境，但通山已设防，无功而退。初十日数千义军一路从西越岭突入，一路从小路占领高山，再攻通山县城，遇到清军参将清保、把总魏鸿兴的拼死抵抗，不克，撤围回崇。
正月初七日，钟人杰派陈宝铭同金青茂、刘老五、白青等统领义军四千余人，分水陆两路会攻蒲圻县城。八日黎明，水陆会师，占领蒲圻城外东南山坡，猛攻县城。守城清兵由郭熊飞、刘定煊率领，枪炮齐射，义军依靠掩体轮番进攻。战至九日，眼看城破在即，清援军由双福率领从咸宁开至，趁义军用餐之际，猛攻义军保垒，义军腹背受敌，伤亡颇多，将领金茂青、刘老五阵亡，船只被毁。义军大愤，于初十、十一日数次发起进攻，击毙清军守备玉贵。终因清军已集重兵防守，义军遂撤回崇阳。湖南巡抚吴其浚惧义兵入湘，调常德协副将哈丰阿，泉司苏彰阿率兵赴平江防堵。正月十三日，汪敦族、但扶泷率义军二千余人，攻入平江北界之上塔市，袭击清军。次日又乘敌不备，复从西山泉水洞突袭清军，平江汛外员吴正太受重伤，副将哈丰阿窜逃姜源岭。后因湖北清军围攻崇阳，义军回师增援，退出湖南。正月十六日，钟人杰委陈宝铭为元帅，水陆两路再攻蒲圻县城，此时刘孝允率援兵已开至汀泗桥，派双福、刘定煊东西两路夹击义军，义军死伤上千人，陈宝铭率部而还，转为防守。清军在蒲圻战胜义军后，湖广总督裕泰、提督刘允孝，配合湖南提督台涌、副将双福等率清军两万余人，分蒲圻、咸宁、通山、通城多路向崇阳合围。他们的战略部署是，湖南提督台涌在平江一线钳制汪敦族、但扶泷，副将双福等率兵勇由间道进攻通城；游击谢正国、参将清保率部佯从咸宁、通山大路进攻，以引义军重兵防守；提督刘允孝则亲率主力从蒲圻经小路进攻崇阳。十八日，提督刘允孝由奸细石某领路，率部从汀泗桥进攻金沙板坑桂家岭，进取西岭。义军守兵因连番作战，疲惫不堪，挡不住清军主力猛烈的枪炮攻击，败退。刘允孝占领包牛、薄刀等岭后，经石盘山攻入崇阳，与游击谢正国、参将清保合击义军主力。十九日，游击谢正国从咸宁率军进攻小岭。参将清保从通山率军进攻泉口、界头。当日大雨，义军极为不利。二十日，双方大战于黑桥，义军死伤四百余人。再战于白霓，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败。当日，清军兵临崇阳城下，钟人杰召汪族敦回崇，留但扶泷守通城。正月二十一日，钟人杰、陈宝铭与众将领商量，为保一县百姓免遭屠城之祸，决定不作无谓之搏，好汉做事好汉当，二人自缚，由乡人以轿抬入清营。师长治幸存家丁殷再生在《崇阳冤狱始末记》记“轿抬钟、陈二逆投营。”不久，“湖南防堵之官越赴通城，将汪敦族擒到。”二十二日，通城失陷，但扶泷被俘，在本地赴难。四月二十八日（丙午），钟人杰、汪敦族、陈宝铭在北京英勇就义。厘清“钟九闹漕”事件始末后，心情格外沉重，准确地说，是格外悲痛。我仿佛看见一艘载着无数生命的大船，行驶在历史的长河上，被一个巨大的漩涡生生的吞了进去，吐出来的，只剩下几片碎衣、甲板——这个漩涡，不是别的，正是封建王朝的腐败。卷进这个漩涡里的生命，没有几个不是无辜的。金太和、钟人杰等，只是渴望有一个朗朗乾坤，有一个能生存下去的环境，如果能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诉求，他们何致于死？师长治至崇阳不满百日，妾吴氏及侄女均不涉政，又何致于死？还有数千名血洒沙场的义军、清军战士，他们又何至于死？然而他们一个个都被历史“漩涡”卷了进去，金太和、钟人杰等为人民利益而死，成了崇阳人民心中永远的英雄，师长治等则成了腐朽王朝的殉葬品。我想，金太和、钟人杰要的绝不是“英雄”的称号，他们要的是一个清平世界。封建王朝人权大于法治，做不到清平，九年后，太平天国运动又爆发了。
